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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怀中范洪敏:城镇化扩张与居民空气污染治理支付意愿

归档日期:09-14       文本归类:变量化设计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摘要]培育居民环境偏好,提高居民支付意愿是打破政府依赖,构建自下而上多中心环境治理模式,提高城市化质量的重要路径。文章利用辽宁省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城市居民空气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建议应提高居民环境认知程度,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建立空气污染暴露-反应与居民医疗保险联动机制以提高居民支付意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发展研究”(13CJL047);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暨蓝天工程规划采购项目(LNZC001)

  [作者简介]穆怀中(1957-),男,内蒙古赤峰人,辽宁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洪敏(1987-),男,山东滨州人,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生.

  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市规模扩张速度导致城市环境污染日益加剧,尤其是空气污染。国家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各省份相继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规划》显示了政府对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迫切需求。清洁空气作为一种公共物品,虽然“政府依赖型”治理模式能有效改变落后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但缺乏居民参与将难以实现生活方式改进对空气质量的改善。居民作为环境治理的需求者与推动者,提升居民空气污染治理支付意愿,培育环境偏好能够是构建“多中心”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同时,在城市化扩张的现实背景下,确定居民空气污染治理支付意愿及其发展规律对提高城市环境的人口容载力,实现“高质量”城市化的新型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在居民空气质量改善支付意愿方面,国内外学者运用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CVM)开展了比较丰富的研究。Carlsson等[1]发现瑞典居民为减少50%有害大气物质的平均支付意愿为2000克朗/年,性别、教育程度、收入、城市规模对居民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国内学者蔡春光等[2]、高新才等[3]分别对北京市、兰州市居民的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得到北京市居民对5年内大气污染物浓度降低50%的平均支付意愿为652.33元/年;兰州市居民对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平均支付意愿是140.97元/户·年,虽然不同城市居民支付水平存在差异,但分析得到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显著因素的结论是类似的。

  近年来,Rehdanz等[4]学者将居民主观幸福感纳入环境领域形成“主观幸福感方法”,以此估算居民对改善环境的支付意愿并评估环境经济价值。陈永伟等[5]采用主观幸福感评价方法,测算了我国空气质量改善对居民带来的等价经济收益;何凌云等[6]也结合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发现城市居民对改善二氧化硫污染和烟尘污染的支付意愿分别为2148.55元和2473.88元,为减少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二级标准的天数愿意支付353.41元。

  综上,已有研究主要运用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或主观幸福感方法研究居民支付意愿,测算居民支付水平以评估环境物品市场价值,但CVM作为一种阐述个人偏好价值评估方法,应用前提是居民熟悉环境物品,知晓自己个人偏好并且有能力有效预估环境改善前后个人福利变化;并且居民主观幸福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果仅仅考虑环境质量有失偏颇。因此,要想得到居民真实的支付水平存在一定困难。此外,研究者仅围绕收入、受教育程度等社会经济变量作为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缺乏对居民支付意愿(愿意或不愿意)及其影响因素深入考察分析。基于此,除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外,本文尝试将环境认知与风险承受变量作为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性研究,争取对城市居民空气污染治理支付意愿进行更加全面解释。

  从环境心理角度看,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职业声望高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更容易做出利他行为。一方面,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一群体自己认为有义务与责任去改善环境质量,从而获得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对高质量环境和减少环境污染损害需求越高,环保偏好更强烈[7],从而更愿意支付环境治理费用。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居民对环境治理主体认知和环境污染知识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是否采取环境治理支付行为。一方面,环境知识是构建与影响居民环境偏好的基本要素,居民对环境污染的相关知识了解程度越高,越知晓环境污染的危害及环境质量提高后个人福利变化,更易激发居民的支付意愿,做出“亲环境”行为;另一方面,在环境治理主体认知方面,认为环境治理是政府、企业、个人等主体共同责任的“多中心治理型”居民,更愿意做环境治理的推动者与践行者,从而愿意支付费用治理环境污染;但仍有大部分居民认为环境治理是政府的责任,[8]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支付意愿。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近年来,空气质量不断恶化,雾霾天气频发,居民频繁暴露于空气污染风险之中,导致呼吸道疾病发病率上升,严重威胁居民身体健康。不同居住区位(与污染源的距离)、不同体质导致居民处于不同风险暴露水平并呈现不同程度暴露——反应(呼吸道患病增加次数),居民不同的环境体验便导致其产生不同的环境感受与环境需求。[9]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此外,已有研究显示居民支付意愿随其年龄增长而下降。[10][11]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于2014年3月份在辽宁省14城市开展的“辽宁省空气污染对居民生活影响调查”。本次调查对不同城市不同行政区域不同样本类型 分为人口密集区与工业(建筑施工)聚集区。18岁以上城市居民进行合理抽样,共发放问卷1400份,回收有效问卷1270份。

  (1)因变量及其操作化。本文研究居民对空气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被解释变量居民空气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我们将“不愿意支付”赋值为“0”,“愿意支付”赋值为“1”。

  社会经济地位。我们选取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作为考核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维度。其中收入我们选取家庭年收入区间作为衡量收入指标,以家庭年收入3万元以下为参照组,“3-6万元”等分别进行0-1虚拟变量编码;职业共分为7大类,以“其他(包括军人、家庭主妇等)”为参照组,其他6类分别进行0-1虚拟变量编码;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作为参照组,对“初中”“高中(职)”“大学(大专)”“研究生及以上”分别进行0-1虚拟变量编码。

  环境认知与风险承受程度。这里我们选取大气污染知识认知程度、大气环境治理责任主体认知程度和大气污染暴露-反应程度三个维度衡量个人的大气环境认知与风险承受程度。其中以被调查者对大气污染相关知识了解程度作为大气污染认知程度,以“不了解”为参照组,“不太了解”“比较了解”“非常了解”分别进行0-1虚拟变量编码;将“您认为解决大气污染的有效途径”作为大气环境治理责任主体认知程度,其中“政府与社会共同解决” 作为参照组,“政府解决”和“环保专家解决”分别进行0-1虚拟变量编码;大气污染暴露-反应程度以“工厂离您家最近距离”(以1公里以内为参照组)及“雾霾天气频发季节(春、冬季)您或者家人呼吸系统疾病就诊增加次数”两项指标反映,分别以“1公里之内”和“增加0次”为参照组。“1-3公里”“3-5公里”“5公里以外”和“1-3次(含3次)”“4次及以上”分别进行虚拟变量编码。

  我们选取了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居住区域类型等作为控制变量,并对性别、居住类型进行了0-1虚拟变量编码,参照组分别是女性、人口密集区。

  因居民的大气污染治理支付意愿为二分类变量,故本文选取Logit模型进行居民支付意愿考察分析。Logit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p表示居民愿意支付大气污染治理费用的概率;p/(1-p)表示发生比,即居民愿意支付与不愿意支付的发生比;β0表示常数项,βi为各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表示自变量每改变一个单位,居民愿意支付与不愿意支付的发生比的自然对数数值的改变量。

  首先我们通过测算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发现,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很低,初步表明自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共线性;其次我们以第一个自变量“性别”作为自变量,对其余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计算VIF值,然后依次变换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得到相对应的VIF值,从结果看,VIF最大值为1.4远低于10,进一步表明自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其估计结果见表1)。

  我们发现年龄与年龄的平方变量均在95%的水平上与因变量相关,表明年龄对居民的支付意愿确实存在着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非线被否定,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不同年龄居民支付意愿的不同状况。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得到年龄拐点大约为40岁,而调研样本年龄区间为[19,73],则年龄在[19,40]区间时,年龄越大支付意愿越低;当年龄在[40,73]区间时,年龄越大支付意愿越高。

  从年收入与居民支付意愿关系看,我们发现年收入3万元以下与其他收入水平的人的支付意愿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并非收入越高,居民支付意愿越强烈,假设1a不成立;从职业与居民支付意愿关系来看,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人员”这一组回归系数通过统计检验,支付意愿比参照组“其他”(军人、家庭主妇等)高出1.69-1=0.69倍,表明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比其他较低阶层表现出更强烈的环境关心从而愿意支付费用治理大气污染;从受教育程度与居民支付意愿的关系来看,愿意为治理大气污染支付费用发生的概率,初中、高中、大学(大专)、研究生文化程度居民分别比小学及以下居民高1.11倍、1.22倍、1.3倍、1.22倍。

  从大气污染相关知识认知程度与居民支付意愿关系结果看,我们发现“不太了解”“一般了解”“比较了解”“非常了解”类型均与居民支付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居民对大气污染相关知识越了解越愿意支付大气污染治理费用,假设2a成立。具体来说,对大气污染相关知识“不太了解”“一般了解”“比较了解”“非常了解”的居民愿意为治理大气污染支付费用发生的概率分别比对大气污染相关知识“不了解”的居民高出0.62、0.96、1.47、7.72倍;进一步分析大气环境治理责任主体认知与支付意愿的关系,以大气污染治理以“政府、社会等共同解决”为参照组,“政府依赖型”居民比“多中心治理型”居民愿意支付大气污染治理费用发生的概率少46%,表明“政府依赖性”居民“搭便车”,避免承担环境保护成本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支付意愿,假设2b得到证明;再来分析大气污染暴露程度与居民支付意愿的关系。以工厂离你家最近的距离“1公里之内”为参照组,“1-3公里”“3-5公里”“5公里之外”组均与居民支付意愿存在高度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大气污染暴露程度越低居民的支付意愿越低,假设3a成立。具体来看,愿意为大气污染治理支付费用发生的概率,工厂离家最近距离“1-3公里”、 “3-5公里”、 “5公里之外”类型分别比比“1公里之内”类型少41%、少47%、少46%,说明居住地与工厂距离越近,居民更容易暴露于大气污染风险之中,环境污染风险感知越强,更了解自身的环境偏好和环境改善之后福利可能发生的变化,因此更愿意支付大气污染治理费用;最后看大气污染反应程度与居民支付意愿的关系。以雾霾天气增加呼吸道就诊“0次”为参照组,增加“1-3次(含3次)”与居民支付意愿呈现正向的统计显著相关性(P0.1),而“增加4次以上”与居民支付意愿呈现负向的统计显著相关(p0.05)。说明并非增加就诊次数越多居民的支付意愿越强,两者存在一定的倒“U”型关系,假设3b部分不成立。具体来看,愿意为大气污染治理支付费用发生的概率,增加“1-3次(含3次)”比增加“0次”高0.25倍,而增加“4次以上”比增加“0次”少58%。这可能是因为受大气污染危害而增加就诊的费用存在周期值或极值,增加就诊3次之内的居民对大气污染危害的感知强烈,增加的就诊费用对额外支付大气污染治理费用影响不大,而增加就诊4次以上的居民虽然对大气污染危害感受更加强烈,但是因就诊费用的增加影响其额外支付大气污染治理费用能力,属于“心有余而钱不足”,但具体原因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表1 城市居民空气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Logit回归分析估计结果(愿意支付=1)解释变量

  本文分析了辽宁省城市居民大气污染治理费用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对“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认知与风险承受程度”两类核心变量对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我们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1)年龄与居民支付意愿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从分析结果看,城市居民支付意愿存在明显的年龄界点(40岁)。当年龄在[19,40]区间时,年龄越大支付意愿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尚未涉入社会的年轻人环境保护意识强而支付意愿强烈,但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的加大而自身经济基础薄弱无法拿出额外的钱支付大气污染,因此愿意支付的比例不断下降;当人们的年龄在[40,73]区间时,年龄越大支付意愿越高。这可能是因为步入中年后的居民既开始追求良好生活质量,期待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支付费用,因此更乐意支付费用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生活环境。

  (2)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具体来讲,受教育程度与居民支付意愿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单纯从回归系数看收入与支付意愿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而非收入越高支付意愿越强;从职业与居民支付意愿来看,工作环境相对优越和稳定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人员等更愿意支付费用治理大气污染,说明社会地位较高的居民更具备关心大气环境的情怀与条件。

  (3)环境认知与风险承受程度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讲,大气污染知识认知程度与居民支付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居民对大气污染相关知识越了解越容易得知大气污染的危害及环境改善后个人福利变化从而更愿意支付大气污染治理费用,其中对大气污染相关知识“非常了解”的居民愿意为治理大气污染支付费用发生的概率比 “不了解”的居民高出7.72倍;从大气环境治理责任主体认知与支付意愿的关系看,“政府依赖型”居民比“多中心治理型”居民愿意支付大气污染治理费用发生的概率少46%;大气污染暴露程度与居民支付意愿存在高度显著的正向相关,居住地离污染源越近,大气污染暴露程度越高,居民环境污染风险感知越强,更了解自身的环境偏好和环境改善之后福利可能发生的变化,因此更愿意支付大气污染治理费用;以雾霾天气增加呼吸道就诊次数作为指标衡量大气污染反应程度与居民支付意愿存在倒“U”型关系。说明并非增加就诊次数越多居民的支付意愿越强,这可能与增加的就诊费用是否影响额外支付大气污染治理费用有关,增加4次以上的居民在支付意愿上可能存在“心有余而钱不足”现象。

  居民的支付意愿不仅显示了居民对于环境物品的偏好也从侧面反映了居民环境治理责任与成本承担意识。一方面,空气质量的不断恶化,居民更长时间暴露于空气污染的威胁之中,影响着自身健康;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网络等信息的传播增强了居民对大气污染的认知与了解,使更多居民意识到大气污染治理的紧迫性,这种认知极有可能转变为行动,促使居民更有意愿支付费用或采取节能减排投入到空气质量改善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之中。

  因此为提高居民支付意愿,第一,需要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空气质量相关知识宣传,提高居民对空气污染的原因、影响及其他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培育居民环境偏好;第二,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让更多居民尤其是处于空气污染暴露风险更高的居民主动参与到政府和企业环境治理监管工作中,培养居民环境治理多中心和居民核心主体意识,有效发挥居民环境治理的主体作用。第三,建立空气污染暴露-反应与居民医疗保险联动机制,科学合理评估空气污染导致居民呼吸道等疾病的医疗支出,提高医疗保险在呼吸道等疾病项目的支付比例,减轻居民医疗负担。

  [2]蔡春光、郑晓瑛. 北京市空气污染健康损失的支付意愿研究[J].经济科学,2007,(1):107-115.

  [3]高新才、岳立、张钦智.兰州市大气污染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城市问题,2011,(1):62-65.

  [5]陈永伟、史宇鹏. 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空气质量定价—基于CFPS2010年数据的研究[J].经济科学,2013,(6):77-88.

  [6]何凌云、黄永明.城市居民基于空气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定量分析[J].城市问题,2014(4):67-73.

  [8]谢秋山、彭远春.政府、企业和公民: 中国环境治理的责任困境[J].天府新论,2013,(5):91-99.

  [11]靳乐山,郭建卿.城乡居民环境保护支付意愿对比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53-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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